同时建立了民间纠纷和社会不安定因素排查调处工作制度。

[40]参见诸暨市平安办2007年6月制定下发的《建设平安诸暨责任分解表》，其中责任细化，对各个政府部门和单位分别负责的各项事项都具体细化，并规定了详尽的扣分标准，其考评总分达到1000分。因为诉讼会吞噬你的时间、金钱、安逸和朋友，况且打官司不一定就会赢，证据是人民法院裁判案件的依据。

在当地村干部的支持下，张学军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社区矫正志愿者帮教协议书》。通过以上对枫桥经验发展线索的梳理，我们可以得出三个方面的启示和思考：第一，枫桥经验本身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经验，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它的内涵得到不断扩展丰富，由对敌和平斗争改造的经验，发展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经验。抓住诉中环节，进行个别指导。1993年，中央政法委、公安部、浙江省有关领导在诸暨召开枫桥经验30周年纪念大会，指出枫桥经验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范。

与延安时期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一样，枫桥经验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法律制度中影响深远的主要传统之一。这一体系的运作和开展，有赖于完善的组织网络和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也有赖于一种格式化的档案管理，以便将所有的人都纳入到这样的综合治理体系中来。进而形成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契机和动力？第三，与上述疑问有关的是，尽管枫桥经验成为了一种综合性的治理实践，但其仍然保留甚至发扬了将人民内部纠纷视为矛盾来处理和解决的方式，其典型的体现就是所谓的群防群治和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基本模式。

利用传媒加强宣传，是枫桥经验不断推广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36]关于如何利用和整合中国传统来实现中华文明复兴的问题，可参见甘阳于2005年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三种传统的融会与中华文明的复兴》。没有哪种语言能像汉语那样产生如此简洁的标语。综治委每季召开一次由分管副书记召集、党委书记参加的成员单位联席会议。

而且，所谓的本土资源也必须作动态的理解，即它一直在创造、丰富和发展，任何的变法和法治都必须经过这样的运作机制和模式的转换过滤才有可能落实。《社区矫正对象迁居审批表》。

《社区矫正工作者走访登记簿》。《社区矫正对象月度考核评议情况登记表》。这已不仅是执政能力提高的问题，更重要的意义是执政重心的转移，即强化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这些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无论是强调枫桥经验的民主、自治成分也好，还是强调其政治化、运动式的成分也好，都较为单一，实际上脱离了枫桥经验本身的具体治理方式及真实运作状况。

关于枫桥经验的转型，已经有论者提出，即要六个转变，一是从过去的政治动员转变到依法管理上来。2.指导与劝导第一，规范化的指导实践。在外来流动人口、出租私房的管理服务上。《社区矫正对象违规情况登记簿》。

这些情况让张学军感到此案调解结案是最好的方式，哪怕磨破嘴皮也要消除双方的对立情绪。因此，枫桥经验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似乎也有可能通过政治化和集体化的方式，经由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转变。

【注释】[1]有关枫桥镇的历史文化状况的详细介绍，请参见陈炳荣编著：《枫桥史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社区矫正对象月度考核表》。

枫桥经验的研究者或观察者往往存在两种倾向，要么简单化地认为枫桥经验完全体现了群众民主和创造力，体现了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等[30]。法律指导员定期对调解干部进行业务培训，接受法律咨询，进行实地指导，切实做到指导工作经常化和制度化。其中的重点是进行普遍指导，建立法律指导员工作制度。情况有汇报，职能有协调，措施有配合。一会即镇每月11日为联系会议日，党政成员、办事处书记、办公室主任、派出所、法庭等有关职能部门领导参加汇报情况，研究工作，落实责任。《社区矫正志愿者名册》。

反过来说，既然调解的主要功能也是通过教化达到善治，那么当中必然也充斥着各种的指导性的、标语性的内容，更生动地表达了通过说服、教育、感化而就地解决矛盾的方针。二是进行跟踪指导，建立纠纷告诉引导制度。

因此，必须认识到，在由政策、经验演变为传统、制度的过程中，动员、开会、宣传、汇报等方式都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它们并非空洞的表演，反而就是这种实践本身。枫桥经验所构建的社会管理体系，要求认真落实政府职能转变。

可以看出，这种社会管理的理念有两个关键词，一是服务。一卡即建立信访工作一案一卡制度。

透过其政治性的外衣，我们可以看到，枫桥经验本身也伴随着法治的生长。到1980年，官方文件正式确定将枫桥经验的重点转向对违法犯罪人员的帮教改造工作。[30]参见王辉忠序言，周长康、张锦敏主编：《枫桥经验的科学发展》，西泠印社出版社2004年版。在当地村干部的支持下，张学军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从上午一直到下午，使双方分歧逐渐缩小，终于到晚上7时左右，双方答应所有恩怨一笔勾销后，那位婶婶饱含热泪对他侄子说：你可以像以前一样再叫我婶婶吗？在所有在场人殷切期盼的目光中，这位扭捏了足足有2分钟的大学生终于泪流满面地跪倒在婶婶的面前饱含深情地说：婶婶，我对不起你。

这一经验得到了正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的肯定，称之为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并批示要求把它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要各地仿效、试点、推广。这一答复对于枫桥经验的发展来说是一个极为关键的转折点。

通过上述全方位、多角度的工作指导，枫桥法庭辖区各调解组织的整体工作水平已有明显提高，特别是调解干部的法律知识和调解纠纷的技能提高较快，规范有序的调解体系也吸引了更多当事人自愿选择人民调解方式解决民间纠纷。中心配备专职人员25名，由分管政法的副书记担任主任。

此外更重要的是在中央和省委组织下先后隆重召开了枫桥经验的30周年、35周年、40周年纪念大会，其规模和影响也一次比一次重大。[18]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34-35页。

[38]（法）福轲：《治理术》，中国学术论坛网，http：//www．frchina．net/data/detail．php？id=5373，最后访问时间：2008年1月。但是，作为共产党在新时期治理法宝之一的枫桥经验，其性质一旦发生变化，缺口一旦打开，必然就能够进一步包容更多的经验和法制实践方式。在研究枫桥经验时，不必回避其中意识形态化的方面。《社区矫正对象逃脱、下落不明情况登记簿》。

（二）工作机制组织网络虽然构建起来，但要切实有效运作，还得有赖于成熟完善的各种配套工作机制。因此，第三，在这样的方式方法下，调解中是否要遵循固定的规范，已经不是最重要的考虑。

一日即每月10日为领导信访接待日。这次将侄子告上法庭，一是侄子出手伤害他们，实在伤心。

四是从静态管理到动态管理上来。教育在先，重点对象早转化。

(责任编辑：樱庭裕一郎)